“辩论”肯定、应该、必须是大马的文化,身居高位的衮衮诸公,也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表达能力,所有大选候选人是这样,首相候选人更应该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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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守首相依斯迈沙比利说“首相候选人辩论不是我国文化”,引起反对党的冷讽热嘲,笑他能力不足、没胆接受挑战。
但另一些政治人物也认为,大选后依据选举结果最后选出的首相,不一定就是目前各个阵营的首相候选人,所以这种候选人辩论没有意义。这听起来似乎有其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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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国人而言,台上有没有人做出星星月亮的大选承诺,那其实不是重点;领袖之间的公开辩论,应该是民众认识各大阵营未来的国策施行、对各大议题对策的好平台。从领袖的思路铺陈和批判性思考,我们也可以知道这阵营领导人的能力。
领导人有没有能力进行批判性思考,有没有能力辩论的能力很重要,因为从过去多年记录来看,首相独揽大权(因为一党独大)、一手遮天的弊病几乎已成了常态,和民众一厢情愿认为的“内阁制集体决策”的原则,差距甚大。
这种大权在握、为所欲为的首相,加上只会为乌纱帽打算、唯唯诺诺的官场陋习告诉我们:首相必须是有能力的人(俗话说“有脑的人”),要不然国家会糟之糕极。
同时,道德观、价值观是批判性思维的指南针,我们当然也希望领导人是有道德的人,虽然这几乎是缘木求鱼。
但依斯迈说“辩论不是大马文化”,很抱歉,那是很糟糕的说法。
首先,在“首相候选人辩论”这层面来看,台上辩论员的表现,是民众对候选人和其阵营了解更多的好机会;当然,以此认识领导人的素质,对临场表现失水准的候选人而言,的确有失偏颇,但这是民众最直接的、不修饰的、不剪接下所接受的资讯,尤其是有关政策施行和国家愿景的细节。领袖在台上的问和答、针锋相对、疑虑厘清、言论反驳,都能让我们认清领袖对某些议题的看法和应对能力;同时这种辩论也能让我们对国家议题有更深入了解,也能听到更多不同立场和看法。而“其他领袖”的辩论,也应该被鼓励和推广。
大量的研究显示,高中和大学生参与辩论活动,能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成长型思维(growth mindset),亦即相信成功、能力和智慧,是可以后天发展和培养的。在我国,首相辩论杯(Piala Perdana Menteri)这常年活动起源于我国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的建议,是教育部自1974年来就大力提倡和推动的,其宗旨为发掘有辩论潜质的(寄宿学校)中学生,以培养有素质的未来领袖。在大学阶段,这种辩论活动也一样常见。
说“辩论不是大马文化”,是不是说辩论只是学生的玩意,(像玩泥沙一样)玩玩而已,不要当真,成为领袖后就不需要这种技能?或者说这个有近50年历史的首相辩论杯,在大马已不合时宜?
这当然是笑话。
因为在国会殿堂里,针对起草法案的辩论,是立法程序里的重要环节;国会议员们以理据和逻辑来辩论国家大事,对不认同的观点进行思辨反驳,以定夺法案内容,照顾民众福祉,正是国会下议院议员的工作。我们知道国会一些议员喜欢“出口成脏”,但这种不入流的低俗国会议员,正正彰显领袖辩论能力的重要性。
“辩论”肯定、应该、必须是大马的文化,身居高位的衮衮诸公,也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表达能力,所有大选候选人是这样,首相候选人更应该是这样。
大家齐聚一个时空(实体或虚拟),一起听领袖们讨论、辨析一些国家大事,一起了解某些议题对民生的影响,一起评论领袖的“智”和“德”的素质,这真的很有意义。
全民一起观看领袖们辩论,比全民一起观看羽球比赛,更具有意义。